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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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晚，杨苡先生去世，享年103岁。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读到她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中西十年”章节，也是全书最无忧无虑的部分。杨先生回忆学校有老师去世，她和同学们一起唱《渡过死海》（Cross the Bar）以表怀念，“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远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阅读到此，杨先生的离世正好可以用这首歌来送别。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杨先生以首创《呼啸山庄》这个书名闻名于世，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同时也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亲妹妹。我原来对她的了解止步于此，阅读此书，才得以走近她的百岁人生。
杨先生生于1919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开始。除了哥哥杨宪益，她其他的家人也厉害：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此书中看到沈从文、穆旦、冰心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不过，杨先生讲述他们时，并不是以“你看，我认识这么多名人”而自傲的态度，相反是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些人物的生活细节。我认为此书最耐看的，就是这些细节，也不得不佩服杨先生惊人的记忆力。
此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一方面来自杨先生本人的口述，一方面也来自学者余斌持续十几年的努力。他在后记提及这本口述自传特点，“依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旁逸斜出的零零碎碎”。比如，沈从文在张兆和来之前不善于照顾自己，穿的棉袄总是掉棉絮；吴宓在西南联大授课时，不受欢迎，口音特别重；穆旦总是为情所伤……这些著名人物在“正史”上总是正儿八经的模样，到了这里变成可亲可感的人，他们也有常人的弱点和悲欢，也有生活的窘迫和龃龉。
余斌提及，“我一度很执着地想在书名中嵌入‘碎碎念’三个字，在我看来，‘碎碎念’恰恰是杨先生记忆与讲述的特点，关于记忆点点滴滴的细碎，也关乎她记忆的展开方式。同时，不停地忆念，正说明故人故事，以及其中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已是杨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碎碎念”的确非常精准，身处大家族中难以言说的压抑、委屈和痛苦，中西女校的教学方式、姐妹情，西南联大的宿舍、饮食，结婚后的烦难、抑郁……如此细致地讲述给我们听，那么真切，那么坦诚，那么事无巨细，正是此书最可贵的地方。
做这些口述时，杨先生已经是百岁老人了，她生命中所熟知的那些人大多已经离世，所以她得以知道这些人整个的生命史，“许多人，他们的事从头到尾都知道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时又不愿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是一出悲剧”。阅读过程中，经常在一章结束时看到类似“他后来失踪了”“这个人死得很惨”“她被抓走从此音讯全无”等结语，读来让人心惊。
杨先生不讲大历史，但身处一个动荡的时代，无论你愿不愿意，都会见证各色悲惨动乱的人生。“想起过去的人与事，也像过电影似的，只是一会儿是彩色的，一会儿是黑白片。串一块儿，又像是梦，的确也做过很多梦，越到现在梦越多。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越来越远，时间在往前走嘛，越远就越像梦。”
这个梦里，我想“大李先生”恐怕是最瑰丽的那一个。“大李先生”是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杨苡当年还是一个愁闷的少女，她给当红作家巴金写信，不仅得到了巴金的回信，还因此结识了李尧林。全书最美好最动人的部分，都是关于“大李先生”的。杨先生一直强调她与“大李先生”之间的情感不是爱情，而更接近于兄妹，但“大李先生”是否对杨先生有爱呢？这个让人遐想。
杨先生回忆，“我希望他（大李先生）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在窗前，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吗，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而“大李先生”在知道杨苡要去上大学后，“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要走的”。联想到后来“大李先生”的凄惨遭遇，真是让人唏嘘。
最后回到口述者杨先生自己身上。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无比可爱的人，她总说自己是一个笨学生，比之于聪慧的姐姐和优秀的大哥，也比之于她的那些杰出的同学；她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名人，甘于做一个普通人。正是这样平和的心态，才让全书充盈着她谦和的气息。
“好玩”是此书频繁出现的一个词。余斌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我想，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她很难在这一百年的动荡中安然处世到现在。而今，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还好，她为我们留下这样一本口述自传，其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珍贵。(邓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