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
【资料图】
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一书中所研究的维米尔5幅油画作品之一。卜正民深入探究的不仅是画中主人的帽子，还有仆人手中的青花瓷酒器等细微之处。
《纵乐的困惑》插图之一，该书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版画资料，并对画面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是《维米尔的帽子》一书的插图，也是卜正民在书中的研究对象之一。
卜正民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文版。
卜正民著《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文版。扫二维码阅读专题
卜正民
Timothy James Brook
1951年生，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来中国作交换生。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２００７年７月赴牛津大学历史系任教。著有《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明清历史的地理资料》等书，编有《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等。主要研究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中国近代史、全球史，近年来以主编多卷本《哈佛中国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是西方汉学界、中国史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之一，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汉学家孔飞力。
2023年，卜正民的两部明史代表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由理想国全新再版。《纵乐的困惑》初版于1998年，荣获“列文森奖”和加拿大历史学会最具声望的“加诺奖章”，《维米尔的帽子》初版于2008年，荣获马克·林顿历史奖，如今这两部著作已是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
卜正民是一位勤奋多产的历史学家，从过往著作可见其宽阔的视野、斑斓而驳杂的课题趣味——在《为权力祈祷》中研究晚明的江南佛教；在《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中聚焦中国古代刑罚；在《通敌》中将视线移至日军侵华史中不常为人关注的人群；《挣扎的帝国》别出心裁地从生态气候的角度讲述帝国兴衰；《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借由一幅航海图呈现17世纪全球大航海时代；而新近出版的《大国：中国和世界》又将目光放回到13世纪的蒙古帝国，以人物群像的笔法，爬梳自元朝以来800年的中国与世界。
而在他众多的研究课题中，尤以研究明史著称。卜正民对明朝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上海度过的一段学生时代。1974年至1976年，卜正民参加中加学者交换项目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在复旦大学李庆甲教授的介绍下，卜正民初次接触到晚明哲学家的著作，接触到李贽和王夫之的思想，开始对明代社会感兴趣，尤其将晚明思想研究作为研究生阶段的研究重点。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史学界开始用崭新方法探讨中国历史，《纵乐的困惑》正是这一代历史书写的代表作之一，卜正民的研究方式是从社会底层看历史发展，重点是明代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明末官僚文人张涛撰写的《歙县志》开始，结合大量的地方志和文人笔记，考察晚明的商业文化与社会。
《纵乐的困惑》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商业文化空前繁荣的晚明社会图景：人们追逐时尚，享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的真金白银，换作跻身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女性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庸，通过写作诗文、远途旅行、做小生意彰显自身的存在。旧有的阶层结构和道德界线变得模糊，金钱似乎成了唯一的筹码，让上层士大夫感到困惑与焦虑……卜正民凭借严谨的学术眼光和娴熟的叙事技巧，将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类人物及其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幅幅生动的社会世相图，再现明代三百年的社会文化变迁，让人一瞥一个王朝风雅、狂欢的最后身影。
时间来到21世纪初，卜正民的研究视野更拓展至全球史。他出版于2008年的《维米尔的帽子》从艺术品的细节切入，以荷兰著名画家维米尔等艺术家的作品中描绘的帽子、银币、烟管等物品及其流通为线索，梳理出17世纪在贸易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如何逐渐从孤立状态走向接触，进而连接成一个交流网络。在这个全球化的黎明时刻，彼此陌生的文化开始相识、碰撞、融为一体。
书封上的画作，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本谈论艺术、研究荷兰画家的书籍，实际上，这本书的主题是世界的转变。很多西方读者并不知道，他们熟悉的维米尔的画中，散落着17世纪世界巨大变迁的迹象，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景德镇的瓷器为何会出现在一个欧洲家庭？烟草是如何流入中国的？是贸易将曾经孤立的区域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
“有关明王朝的标准叙事，特别是明晚期，是一种国内政治衰落和道德沦丧，我在书中提供的视角则扭转大家以往关注的方向，将目光投向外部，我希望我的读者不要把明朝当成它自己的故事，而是把它看成全球故事的一部分。”卜正民说。
对卜正民来说，作为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外国人，他有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又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自己生活中，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中国的历史学家书写中国历史，因为那是中国的，而他写中国历史，是因为它提供了欧洲历史以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他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相反，它是一份可以自由选择、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对像我这样不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讲，明朝是一种可以作为我的遗产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卜正民正式荣休。阔别讲台后的他，最近正着手与环境史相关的明史研究，考察小冰河时期与明朝灭亡的关系，计划明年出中文版。他希望中国读者能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外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并从中获益。“局外人的视角对于了解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这也是他认为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的价值之一。
但他也敏锐地指出，在过去十年内，北美汉学研究的年轻队伍力量有式微趋势。加拿大学生中选择中国作为学术研究主题的人数可能有所下降，与他的学生时代相比，今天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地被引向一些具体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这些学科在它们自己的封闭体系内运作，往往无法深入地参与到它们自身之外的文化体系中。在今天，能够吸引学生们选择一门课程的是他们脑海中浮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来自他们所读到的，或是自身的经历。”
另一方面，历史学科还面临着来自技术革新的挑战。对于今年ChatGPT的横空出世以及其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卜正民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人工智能的到来会减损学者们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对学术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一旦学术研究开始由算法而不是人类的调查来进行，其发现将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算法设计者设定的术语内，而无法产生新的见解，或不挑战任何现有的范式。另一个隐忧还在于，掌握技术的政治经济的‘精英们’可能通过操纵人工智能，带来完全安全而不求变的研究议题，这会令我们都变成顺从的消费者而非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人类。”
专访
研究中国历史发端于对佛学感兴趣
南都：您对中国的兴趣始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请谈谈您是如何转向中国历史研究的？
卜正民：我成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那时的中国对我而言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我居住的多伦多有很多华裔，但除了高中和大学的几个朋友外，他们对我的生活影响甚微。我在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专业，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且富有创造力的领域，但在越南战争后期，我开始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出于这种心态，在一位传授冥想的佛教修道士的帮助下，我开始接触佛学，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实践理论。我在多伦多大学选修了当时唯一的一门佛学课程，那是一门中国佛学课。在课程中我发现，如果不学习中文，我就无法掌握其中的佛学概念，这促使我开始中文的学习。从那时起，我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我更关心的社会史和文化历史上。1975年到1976年，我作为交换生在复旦大学跟随李庆甲学习。那时，我开始关注晚明思想研究，并将其作为我在研究生院期间的研究重点。
南都：在您的著作中，晚明是一个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时期，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在晚明历史中发现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早期现代性，您是怎么理解的？
卜正民：最初，我对将晚明视为具有“早期现代性”持怀疑态度。我发现这个概念深植西方的历史变革观念中：这个概念似乎迫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欧洲式的发展轨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贸易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我越来越将早期现代化视为不局限于欧洲，而是具有全球性的历史发展阶段。我愈发乐于将中国置于这种全球性进程中，并视其为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我不会将创造性思想的出现和人性的解放归功于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相遇，因为这些改变来自内部压力和机遇，但某种程度上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可能催化了这些改变的发生。
南都：从您的著作可以感受到对地方县志和文人笔记的重视。为什么会选择张涛的《歙县志》作为《纵乐的困惑》一书的研究重点，而不是其他历史资料？地方志对于我们理解明代社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卜正民：我更喜欢地方性资料而不是全国性资料，因为它们更有可能使我们更接近实际生活以及人们在应对生活中的道德挑战时的鲜活反应。这种经验在远离民间的非地方性的记录中基本上是缺失的。我特别喜欢地方志，因为它们旨在记录地方一级的变化。变化是冲突产生的背景，而冲突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有着不同的愿景和利益。冲突揭示了什么正在发生变化、什么导致人们之间的分歧，以及人们对变化做出的反应。尽管道德正统的主张自上而下，但社会和人们所重视的东西总是在变化。宣称一切都保持静止不变，就是忽视了真实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南都：地方上的文献大多出自地方士绅或精英之手，是否也存在话语权的垄断和视野的局限性？您在选用史料的时候会着重什么方面？
卜正民：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幸存下来的出版材料是由识字率高、受过高等级教育、有闲暇写作和有出版手段的富人创造的。历史学家必须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尽管接受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接受绅士精英的见解和观点，就好像它们是唯一的真理一样。为了补充精英们所记录的内容，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材料，记录日常生活的文字档案，如合同，从小说作品中截取平民老百姓的声音，地方志的报告，实物史料和其中留下的人们生活方式的蛛丝马迹，以及商品价格等经济事实。
“局外人的视角”不可或缺
南都：《维米尔的帽子》从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几幅画作的细节处入手，勾勒出全球化开端的图景。选择维米尔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卜正民：我第一次使用维米尔的画作，是在我给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上世界历史课的时候。维米尔在欧洲艺术史中具有标志性的地位，作为一名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画家，他非常着重刻画与他同时代的女性的生活，以及将当代个体小人物理想化，而非历史名人。我想向我的学生们展示，如果你仔细观察维米尔的画作，你会发现它们散落着来自一个更大世界的符号。维米尔似乎把女性的家庭生活描绘得好像她们生活在一个私密的狭小空间里，但实际上他的画展示了她们如何与更广阔的世界、家庭以外的远方世界相连。这个远方包含两个方向，一个是新大陆，另一个是亚洲。
我使用维米尔的画作是为了给学生和读者带来发现惊喜的乐趣，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试图在他的画中寻找到这些更大世界的迹象。此外，维米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文化场域，可以从中引发读者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兴趣，否则中国历史对他们来说将会如此陌生。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拿起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但他们会拿起一本关于维米尔的书。
南都：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其他学科的著作对您产生过影响？
卜正民：我受到了来自其他历史领域的影响：早期现代的欧洲历史（early-modern Europe）、艺术史，当然还有全球史。为引起公众对全球史领域的关心，我们这一代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我也受到政治和社会理论的影响，试图理解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最近，我不得不研究基因组理论，以了解在蒙古时代和明末的传染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我时常切换不同的视角，看看我还能从中获悉什么，以更好地理解我写作的主题。
南都：您有多部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引进中国，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您希望中国读者如何去阅读这些著作？
卜正民：基本上我写书的主要目标受众是中国之外的读者，意在帮助他们了解陌生世界的一隅。我并没有特意为中国读者写作，不过我确实希望他们能了解外部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并从中获益。局外人的视角对于了解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或缺，因为每一种文化都倾向于以证明当下合理性的方式去叙述过去。过去确实塑造了现在，但与那些政治与经济得益者希望人们认为的方式或许不同。从另一个制高点眺望并欣赏一种文化，有助于本来身处其中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是谁，为什么自己会是这样子，以及了解他们的文化对世界做出了哪些贡献。
南都：请介绍您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卜正民：我目前从事的研究项目有两个。一个是环境史相关研究，因为我在尝试分析中国在小冰河时期的历程。为了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我从各地的地方志中收集了饥荒时期谷物价格的相关数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于今年秋天出版我这本名为《崩溃的代价：小冰河时代和明朝灭亡》的书，对应的中译本会在明年由上海的银杏树下图书公司出版。我的第二个研究项目是有关17世纪在英国建立的最大的私人图书馆的重建。这个图书馆的创立者是约翰·塞尔登，我曾为写《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此后塞尔登不断占据着我的思绪。他对一个基于法治的世界的愿景，以及他从世界各地收集到伦敦的各类非凡的书籍与手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于这些，也鉴于我们现在正在离书本越来越远，我决定写作一本关于塞尔登为何创建图书馆，以及如何创建图书馆的书。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统筹：李阳 宋爽 黄茜
题签：曹宝麟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帅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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